深度 | 借鉴“浙江模式”，推进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！

20日晚间，国家统计局公布31省份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上海（58907元）、北京（56498元）、浙江（44712元）位居前三甲。河南以19094元，位列第24位。

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前三季度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元，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10.4%，扣除价格因素，实际增长9.7%。

对比“全国线”，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天津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、山东、辽宁9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全国。其中，上海和北京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，“老三”浙江紧随其后。

浙江的发展速度非常抢眼，究其原因，工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要因素。

浙江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高，县域间发展差异较小，与中西部省份相比，浙江县域经济全面开花、齐头并进。2018年，全省90个县（市、区）中，经济总量过百亿的达到84个，占县域总数的93%，过千亿的有16个，占县域总数的17.8%；入围“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”和“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”的达到32个，居全国第2位。

浙江模式有哪些？

制造业是宁波的立市之本，对宁波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，制造业企业是宁波千亿级企业和百强企业的主力军。宁波产业特色鲜明，从全市各地的服装企业到余姚梁弄的灯具再到慈溪的小家电，制造业一直是宁波经济的支柱产业。

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融合，如今的制造业竞争，已由企业间、行业间、产业链间的竞争，逐渐转变为产业集群、产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。如何打造标志性的产业链，已成为未来宁波增强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。

萧山深入实施“工业强区”战略，形成了平台化集聚、集团化培育、科技化改造三轮驱动新型工业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，工业增加值长期位居浙江省第一。

义乌坚持“国际商贸名城”战略，构建“贸易一市场一物流一改革”四位一体驱动贸易国际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，形成了“买全球货、卖全球货”商贸格局以及产城一体高效分工的“块状经济”。

温岭实行“内建两区、外拓基地、资本引领、科技支撑”，形成了集聚化生产、全球化布局、市场化支撑、科技化改造四化同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。

安吉坚持生态乡村、生态农业、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，形成了制度化、品牌化、标准化、富民化的县域生态经济发展模式。

嘉善着力推进城乡设施布局、政策制度、公共服务等要素集聚共享和资源延伸覆盖，形成了城乡一体全域协调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。

慈溪坚持集聚创业、自主创业和科技创业多创并举，走出一条全民创业之路、实现创业主体数量浙江省县域第一。

一是系统培育创业平台，把人才引过来。二是全面优化创业服务，让人才留下来。

浙江经验是什么？

浙江经验证明，县域经济的发展源泉在于市场力量，市场力量的关键优势在于配置效率，效率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划清功能边界。只有政府充分尊重市场、了解市场、服务市场，才能真正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。

应借鉴浙江经验，更大力度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变权力型政府为规则型政府，发挥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溢出效应，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全流程改革，赋予县级政府统筹省、市下达资金的权利，适当提高新增税收县级留存比例，适当降低县级项目资金配套比例。在有效监控风险的情况下，积极扶持县（市区）成立产业投资基金、担保公司，有效激发县级财政“造血”能力。

浙江培育“块状经济”有三个核心环节，一是选择一批地理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小城镇，明确其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；二是根据主导产业建立工业小区，引导城市企业、乡村企业、农村家庭企业向工业小区集聚；三是完善基础设施放松政策环境，形成一批专业化分工、社会化协作的企业群和特色产业集聚区。

应借鉴浙江经验，更加重视培育并深挖各县的比较优势。根据各市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，精准选择一批条件较好的县市进行示范，重点扶持当地优势品牌产品、产业深化开发，实行“一乡一业”的生产方式，通过镇村二级分工协作推进单一产品链的专业化生产。

浙江经验表明，中心城市的要素扩张对于促进周边县市转型发展具有明显效果，也是加速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；中心城市的集聚力越强，带动周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集体经济加快发展的成功率越高。

建议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，将与市区连片或相邻的县（市）改为市辖区，对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城建立城市管理体制，同时推动部分乡镇合并，合理提高地域空间的集聚度。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县域土地供应机制，加强县级建设用地指标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，优先保证重点产业园区和农产品加工业用地，同时探索突破土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的有偿调剂、流转交易范围。

浙江经验表明，资本注人和科技转化是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，重点是畅通从资本、科技到产业发展的要素通道。

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要本着“不求所有、但为所用”的原则，最大限度利用好外部优势资本和科技资源，狠抓创新平台建设、科技创新合作、重大成果转化等，实行借力发展。同时应积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，鼓励金融服务向村镇下沉。成立农村社区银行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融资担保公司，探索全面放开农村融资抵押物限制。建立和完善农户资信评价体系，积极开展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。

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把生态环境、商贸文化、市场意识三者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绿色发展体系，放大了生态环境和主体行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。

应当借鉴浙江经验，一是建立绿色乡村格局，选择一批生态条件较好的区县，试点绿色乡村建设体制，打造“优雅城区—风情小镇—美丽乡村”三级生态城乡空间体系。

二是增强绿色乡村发展外部助力，成立四川省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公司，因地制宜进行生态项目开发，聚集各方资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。

三是增强绿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，探索新型主体与农户建立保土地租金、保农户景区务工、保贫困户零投入创业、保绿色产品订单收购等“四保”和销售利润二次返利分红的利益联接机制。